听完父亲的话,王延喆终于明白,这场斗争并不是父亲要掀起,而是皇帝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父亲要做给皇帝看,证明自己不是和谁一党,证明自己只听皇帝的话而已。
然而王延喆的疑惑并未就此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遂再问:“既然如此,那爹你为何要赶走张璁,而不是赶走不同意大礼议而于陛下相持不下的部曹?
我记得当初先帝病逝,陛下入继大统之时,你还写过一首诗,云:‘周邦虽旧命维新,历尽冰霜快值春。天上真人方出震,海滨大老定来臣。奸回已报都从,风俗何忧未尽淳……从此寰区无一事,朝廷尤望任惟贤。’
在大礼议之时,你又写《尊号考》、《昭穆对》支持陛下,这岂不是与张璁等人共同看法?
既然如此,您要是和张璁他们联手,胜算岂不是更大?又何必在此时,冒着被圣人怪罪的危险,前去得罪张永嘉?这与你素来求稳之心,显然多有不合呀!”
王鏊因为祖上商人出身,所以一直身上带着商人的某些习惯,比如投机、怯懦,又因为是儒士出身,故而异常在意羽毛,因此他还自撰《治惧》、《治怒》二缄告诫自己。
在王鏊的为官一生中,前期一直践行着《论语·宪问》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及《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
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给他的仕途带来便利,反而让他亲眼见证了,师、友仕途受阻,直在此时他的商人习惯就此扩散,投机钻营成了他的仕途手段,因此他也曾尽力阿附喜欢受贿的徐溥,达到仕途高进。
付出就有回报,在弘治初期到弘治中晚期,他仕途一路高歌猛进,一改之前的举步维艰,甚至直入内阁。
正当他大展拳脚,准备匡扶圣君,中兴大明的时候,该死不死的刘瑾,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打破了他一切政治希望。
刘瑾的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谏,又加上蛊惑君王,倒行逆施,使得王鏊一忍再忍,最后爆发,但奈何皇帝不听,使得王鏊政治热情烟消云散,最后只能被迫选择致仕还乡。
可没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个大玩笑,他前脚回家,后脚杨一清、谷大用等人联合就把刘瑾弄死。
后来又爆发刘六刘七事,而且愈演愈烈,皇帝荒唐的行为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久居乡野的王鏊,那颗士大夫忧国忧民之心又开始发作,怀念在朝堂匡扶君王的时候。
由是正德七年时,便写下了《偶成三首》表达自己想要重回朝堂之心,然而事情就是这般天不遂人愿,但凡举荐他的人,先后涉入政治斗争,全部先后致仕,大家对于王鏊这个人也就逐渐忽视。
等他听到朱厚照死,朱厚熜登基的时候,他一没有像张太后、夏皇后哪般伤心,而没有像杨廷和那样忙中出错,三没有像宦官那样惶惶不可终日,反而还若有兴致的写起诗词。
称朱厚熜为“天上真主”,自己这些被打击的老臣,是国之干臣云云。
但是这些问题都无伤大雅,一不会给名声带来太大污染,二也不会得罪皇帝。
可如今的行为,分明就是与往日行为背道而驰,这叫王延喆如何能够理解?
张璁是大礼议急先锋,是皇帝打击旧党一员猛将,也正是有了张璁锲而不舍,对反对大礼穷追猛打,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人,跟风上去痛打落水狗。
而且张璁更是国之干臣,度田之事深得皇帝之心,可以说张璁虽不在政务院,但其宠信则犹有过之。
https://www.ibqg.cc/book/20235/6355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