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一下个学期,同学们依然十分重视学习,课堂上的老师们也没有令他们失望。
教《电子电路》的老师,总是卡兹卡兹不停地写满整块黑板的公式,完全不顾课堂上一群一脸看不懂的表情。
有一天,他突然伸出一条生满白色舌苔的舌头,说:“如果没有欧姆表,也不用担心,可以用舌头来测量电子元器件的电阻。”
教《运筹学》的老师,习惯性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样子,举出各种实例来印证课本的理论,不遗余力地吹捧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他举过一个送外卖的例子,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卖员,要同时送出多份外卖,如果你学过《运筹学》,那就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用最短路径理论,快速计算出送外卖的最佳先后顺序,成为一个效率最棒的外卖员。是不是很有意思?”
教《经济学》的老师,每节课都天南地北侃侃而谈,嘴巴像音乐广场的喷泉,有喷不完的唾沫星子,从来不曾枯竭过,也从不着课本上的调。
学生们像围着喷泉戏耍的小孩,听着他的课,思维活蹦乱跳。
他说,他也写过一本经济学的书,学校却没有用他的书做教材,而是用了竞争对手——G市另一个理工学校老师写的教材。他因此一直对学校耿耿于怀。
在同学们眼里,这些老师代表着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崇拜。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在这个学期,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来了一个研究生刚毕业的女老师,权且称呼她为C老师。
C老师教《组织行为学》,她既没有教《管理学》的老师那么霸气外露,也没有教《电子电路》的老师那么思维敏捷,也没有教《运筹学》的老师那么自信,更不会像教《经济学》的老师有讲不完的案例。
在课堂上,她只是照本宣科,几乎是把课本的章节,逐字逐句,复读一遍给同学们。她的普通话发音很标准,无可挑剔,但同学们并不是来听播音员播音。
在那个阳光灿烂、凉风习习、花开蝶舞、草绿虫鸣,正是谈恋爱、打瞌睡的美好时光里,C老师沉闷乏味的讲课,让同学们深受瞌睡虫之害。
同学们在课堂上百无聊赖,索性在宿舍里睡懒觉,或者打游戏,不去上她的课。即便来到了课堂上,也是开小差看闲书,或者直接窃窃私语聊天。
眼看着教室里的空位越来越多,C老师却一点都不生气,也不点名。
如果这发生在大三、大四,甚至是在大二下个学期,同学们都求之不得,到处宣扬C老师的好,C老师体察民情,但却偏偏发生在大一,恰恰成了C老师的问题。
所以说,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多么重要,如同在正确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是何其困难。
同学们对C老师的教学方法议论纷纷,不满日积月累,与日俱增,终于像滚烫的熔岩突破地表喷射而出。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陈若明,他呼吁说:“同学们,C老师这样上课,跟我们自己看书有啥区别?再这样下去,这门课就要被她耽误了。我们集体把她换掉吧!”
他像秦末的陈胜、吴广跳到高台上,振臂高呼,揭竿而起,公开向同学们倡议换掉C老师,结果一呼百应。
讨伐C老师的“檄文”——请愿书,自然落在了陈若明的肩上。他义无反顾,利用晚自习时间,带着愤慨的心情,手写了一份“檄文”。
至于那篇“檄文”到底写了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同学记得,也无从考究。大概青春逝去,也随之一起下落不明,甚至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那篇“檄文”即便没有李斯《谏逐客令》的旁征博引,也没有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先声夺人,却也算是青春历史的见证,总归应该是悲天悯地、慷慨激昂。
当然,C老师所谓的“恶”,没有始皇帝、神龙皇帝那般罄竹难书,但同学们口中“误人子弟”这个罪名也不轻。
在同学们选出代表,把“檄文”交到学院领导之后,在课堂上,可以看出C老师努力尝试改变教学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学院领导认为C老师刚毕业,教学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希望同学们能够给她一段学习进步的时间。
以陈若明为代表的五班同学已打定主意,毫不妥协,与学院领导多次交涉,坚决要求换掉C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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