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嘉靖年间,杨一清对张璁最初也是欣赏的,毕竟张璁还算是有些理想抱负。而当时杨一清闲赋在家,张璁在朝中得罪人过多,所以就极力举荐杨一清复出,这样可以作为老前辈为他站台。两人一拍即合,还有过短暂的蜜月期。
只不过很快就反目成仇。
张璁这个人呢,有理想、有手段,但是有一点不好,他非常的急功近利,不怎么讲究手段。
后人以为,这或许和张璁的年纪有关,他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六七岁,虽然抓住了嘉靖皇帝的信任,但一个新人,提拔再快也要时间。
而他心中又有‘大业’要做,于是乎就显得非常急躁,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原因。
也许他性格本身就是如此也说不定。
所以张璁在官场上的圆滑程度,确实不如后来的张居正。总得来说,就是得罪人太多,总要把前面的人搬走。而且一旦皇帝宠信其他人,他就会心生妒忌。
另外,他最初借杨一清之力,最后又不管不顾要诋毁杨一清,搞的杨一清不得不在嘉靖皇帝面前解释。这事做得让人觉得很不耻。
不过这其实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人不可能都是好,也不会百分百的坏,有好有坏,这就是人本身的复杂性。
这一时空中,张璁的境遇好些。他如今年方三十六,在官场上也是极有前途之人,即便急功近利,最近的遭遇也能让他满足了。
陕西道监察御史,已经是从五品了。
而杨一清确实对其欣赏,志趣相投嘛,虽然隔了年纪,然而这份做事的劲头与他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自己想做的事情,发现了一个人可以接着做下去,正常人的念想便是觉得继承人找到了。
当然这个想法,杨一清只是一闪而过,具体怎样,还需要看得更多一些。况且,又不是只有张璁一人能入他的眼。
他这个阁老本身提拔的人也多。
现在的兵部尚书齐承遂,还有那个仇钺。
仇钺在他当三边总督时就已经提拔,正德二年,仇钺作战有功,也因功升卫所指挥使,这个卫,正是朔方左卫。
因为那段时间杨一清还和王守仁有许多接触。
王守仁的才能、品性同样让他信服和欣赏,所以王守仁统管河套,他也全力赞成。
历史上,杨一清就以善于发掘人才而出名,上述几人都是他在任总督时发掘推荐,也全部都与他保持不错的关系。
不仅如此,正德二年,他卸下总督之位,回京担任内阁首揆以后,又陆续推荐了些人。
其中最有出息的,便是王廷相。
王廷相与王守仁、张璁都是一般大的年纪,在三十六七左右。王守仁出名最早,张璁最晚,王廷相居中,他已经接了王守仁的位子,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其最初显露头角,是在弘治十七年,上《拟经略边关事宜疏》,其中提出如何应对边关告急形势的几个方法,凸显了其在军政上的部分才能。
当年,皇帝授其兵科给事中。
可眼看就能试炼任用之时,不巧他父亲在弘治十八年去世,于是归家丁忧,至正德二年方回。
当时杨一清回京任首揆,他见此人逻辑清楚,做事干练,于是一杆子给人家推荐到陕西。
那次也是特殊的事项,陕西泾阳、咸宁有百姓造反,这在封建王朝其实也不鲜见,这种事不大不小,派大军是疯了,完全的消耗民力,但是不管也不行。
后来杨一清想到这个人,朱厚照也有点印象,于是便派此人前往。
没想到王廷相处理的相当出色,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事就看有没有胆量做,比如说有些人会私占正军名额,王廷相敢于禁止杜绝,实在不行他就告御状。
对于暴民,他是坚决镇压,力主‘剿灭人口、扫荡尽绝’,不能手软,同时对于犹豫不定的百姓,他则是处处张贴告示,劝诫百姓回乡。
加上他处置公正,不怎么克扣军饷,而且他始终认为军队要有战斗力,缺饷是不行的。
所以王廷相领着一帮人,漂漂亮亮的把这事给办妥了。
事后,朝廷一看,这真是个人才啊。
于是正德二年底,朝廷为更进一步处理好陕西事宜,便一步提拔王廷相为陕西都指挥使。
正德四年,王廷相在大朝会之期入宫陛见。
其在为官上敢于提出大胆改革主张,在做学问上以经国济世为务,在军队训练上提出“予储军饷”,“振刷兵制”这样比较中肯的建议,同时在他大出风头的镇压起义问题上,他则认为应当减赋税以降低百姓负担。
而且他奏对之时,对自己辖区内的事情了若指掌,回答时言辞清晰、思路清楚。
这么一个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的官员,怎么能不被皇帝赏识和注意?
所以正德四年的大朝会,王廷相收获最丰,他说的那些数据一经侍从官核实为准之后,皇帝做主升了他的官,巡抚陕西!
不为别的,能把自己管辖的事情说的很清楚,这就是用心、肯做事。
杨一清看人也真是准的。
不过这次张璁西北之行,又是一大考验,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
为此,他这个阁老还真得给王廷相再打声招呼,张璁离开以后,他便在石桌上亲自写起了信。
他是内阁首揆,用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事都得他去做,所以这才叫首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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