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一年正月,阮元辞别家人,便东下江阴,去找谢墉了。说来也奇怪,这次杨吉居然主动找了阮承信,想要和阮元一同出门,阮承信自然知道他留在家里,也做不了别的,便同意了,当然也希望他真的可以改善和阮元的关系。阮元平日倒是偶尔会和杨吉说上一两句话,反而是杨吉,似乎为早先看不起阮元的事感到惭愧,不愿意主动说话了。
这一日阮元整理好了自己预备录取的卷子,又来找谢墉。这些卷子阮元虽也要参与,可最后决定何人取录,名次如何,依然要谢墉做主。谢墉看着阮元送上来的卷子,也不禁笑道:
“伯元,这初次分阅试卷,也是要黜落些人的吧,你看,那些全篇文章,毫无可取之处的童生,就不要再给他们机会了。你呢?你看看这几篇,老师也不觉得有多好,你为何还要呈给老师看啊?”
阮元接过一篇文章,看了一下说道:“老师,学生看来,这篇文章大半篇幅,确实表述平平。可这破题、承题二句,和中间的中股,学生看来,还是不错的,所以不忍直接黜落,还望老师裁定。”
谢墉道:“难怪容甫他有些时候,也会笑话你。他说他和你是完全相反,却又完全相同。他呢,是谁也看不起,你呢,是谁都看得起。只是你这‘看得起’的背后,其实或许也是一片自傲之心吧。哈哈,这样也好,只不过你这样生活下去,可要比寻常人劳累多喽!”
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道:“伯元,记得你考生员的时候,那篇史论可是不错。当时我考题是‘论晋宋失国之因由’,你说到‘晋之失,在于宗王之持节,虽有汝南长沙,而不臣乱政。宋之失,在于边军之不立,虽有种、折诸公,而上下相疑。’你如何看这晋时八王乱政之事?”
阮元道:“回老师,家父颇好史书,因此学生童蒙之时,便闻教诲。这晋代八王之说,本是由于唐人修列《晋书》,将此八位宗王列于同一传中所来。其实八王各有不同,汝南王司马亮,本身虽无大才,然并无大过,长沙王司马乂,本也是股肱之臣,不意错信他人。此二王虽救不了晋朝,也不是乱政之人。若将此二王与赵王伦、成都王颖、东海王越这些真正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未免太冤枉他们了。”
谢墉笑道:“不错,不错!伯元善恶分明,确是有见地。只是伯元,对于金元史,你可熟悉?”
清代从乡试开始,第三场的策论部分,便要涉及史论,所以对于读书人而言,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是高层次考试的必备能力。但金朝在清朝被视为“闰位”,《元史》公认质量不好,所以考试也极少从其中出题。阮元熟悉的是《资治通鉴》,宋代历史自然也经常听父亲讲授一些。但金史元史,也只知道个大概,不算精通。遂笑道:“恕学生直言,学生不才,《通鉴》算是熟读,宋史便学得不如《通鉴》,至于金元史,实在涉及不多。”
谢墉笑道:“那你来这江南,可要好好学习一番。就在此处不远,便有一位大儒,对于金元典故,可谓了如指掌。前日与他书信往来,还说准备重修《元史》呢!如此大儒就在身边,伯元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阮元一听,想起此处已是江阴,顿时想起一人,问道:“老师所言,可是嘉定钱辛楣先生?”
阮元所言,便是乾隆朝名儒,史学界泰斗钱大昕了。钱大昕精通经术之外,更好史学。甚至引经入史,把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提出“言必有据”,成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圭臬之言。钱大昕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廿二史考异》贯穿秦汉宋元,乃是当世史学名作。
钱大昕原本考过进士,做了一段时间翰林、学政,官至正四品少詹事。但乾隆四十年,遭遇父丧,即归家守制,此后再未回到官场,而是一直居家治学。他号辛楣,后来学生便以辛楣先生称之,此时阮元所在,与钱大昕居所已相距不远。
只听谢墉笑道:“就是辛楣先生,伯元,你年纪尚轻,若是只你孤身一人来江南,或许见不到他。但你随老师前来,那就简单多了,老师在京城为官时,与辛楣先生素来相识,想想十年不见,也正想和他畅谈一番呢!其实也不瞒伯元说,辛楣先生这些日子听说我来这里典试,也想见我一面呢,想是这一两天,便要到学署了。”
话正说着,忽见杨吉拿了个名帖过来,说道:“谢大人,外面有辆马车,车上人递了这个下来,看着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杨吉在外做事,虽然平日依然自由自在,可也佩服谢墉学识,所以在谢墉面前颇为规矩。
谢墉拿过名帖看了一眼,笑道:“伯元,辛楣先生已不用再等了,我们这就去应他进来吧!”说着带着阮元,便到门前去了。
到得门前,见门口已站着一人,身材微胖,颌下长髯,须发已显灰白,但面容却甚是可亲。谢墉见了,忙走上前握了他手,笑道:“辛楣,没想到京城一别,你我竟还有相见之日!眼看着老哥哥也快七十了,这一任学政做完,老哥哥也想着致仕归田了。辛楣气色还是这般好,想来归田治学,可比我四处劳碌强多喽!”
钱大昕眼见故人,自然也开心不已,道:“金圃兄见笑了,我不过是生性疏懒了些,其实金圃兄做的,才是恩泽后世的事啊。若是没有金圃兄慧眼识人,为天下选出这许多人才来。你说我这一生,就算写出再多东西,那给谁看去啊。我不过是个牧马的仆从,金圃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伯乐!”谢墉号金圃,钱大昕便称其号,一时二人相互牵着,早已进了内院,阮元和杨吉便在二人后面跟着。
钱大昕正聊得兴起,回头看着阮元在侧,只觉他虽年轻,但眼中目光成熟,想是饱读诗书,又颇有见地之人,便欲出言相问。谢墉已看出钱大昕神色,笑道:“辛楣啊,这位便是我去年取录扬州案首,仪征阮伯元,眼下正帮我搜录遗卷呢。伯元,快见过钱辛楣先生。”阮元也走上前来,向钱大昕作揖成礼。
钱大昕听了阮元姓名,也存了几分好奇,问谢墉道:“金圃兄,你去年和我说起,你在扬州府取录生员案首,是个不世出的人才,莫非便是此人?”
谢墉笑道:“正是这位仪征阮伯元,辛楣啊,就在刚才,我还和他聊起晋时八王呢。伯元啊,不要害怕,辛楣虽然是一代大家,对你这些年轻人,可从来不会说上一句重话呢。快把刚才所言,给辛楣先生听听。”
阮元仔细看钱大昕时,只觉他虽然和善,但目光之中,也自有一股正直之气。遂躬身道:“学生久闻钱宫詹先生之名,学生尚且年少,自觉才识浅薄,不敢在宫詹先生面前班门弄斧。”
钱大昕道:“其实我看你样子,便知是个有才学之人,金圃兄与我相交已久,他为人最是公平,怎会随意取录案首?你也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平日说话,也往往与世人大不相同。你说你才识浅薄,说不定反倒对我胃口呢!”阮元眼看钱大昕执意相问,也不敢再谦虚,便把之前对谢墉所言,又讲述了一遍。
钱大昕听了,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反而哈哈笑道:“伯元,你所言《晋书》,在二十四史之中,本就不过是中等水平。你如此言语谦恭,又是为何啊?难道当日执笔之人,个个都是至圣先贤不成?当日唐太宗修这《晋书》之时,史臣共有二十一人,良莠不齐,事后又无人统筹全局。说有列传的,其实无传;履历平平的,不少人只因他是世家大族,便动辄美言。老夫看这《晋书》,一直颇多遗憾,只是念着房文昭公当日主持之时,已年近七旬,故而不忍苛责。你这般谦虚又是为何?”唐代官修《晋书》修订,是贞观末年之事,不免有些仓促。房文昭公便是房玄龄,但其实主笔之人,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房玄龄不过是主持修订的宰相而已,故而疏漏颇多。钱大昕如此评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但钱大昕想了想,又道:“但你评价这八王,又与我不同。我做那《廿二史考异》之时,认为汝南王无过,齐王不过材质低劣,却无不臣之意。你说起长沙王我想起来了,原本评价也不差,看来是我糊涂了,还是你才高一筹,哈哈,伯元,你可看过我这《廿二史考异》?”
阮元道:“老师大作,学生本也看过,去年在扬州一家书肆,曾读了半日,自觉受益匪浅。可惜当时身无长物,实在买不下来,还请老师见谅。至于老师所补《元史》氏族表、艺文志二节,学生仅知其名,却未见过。”
钱大昕听了这句话,却高兴异常,道:“伯元果然是真读书人!兼通经史,现下已是不易了。其实我那元史补文,原本想等着全书修订完了,再行刊印,你见不着也属正常。至于《考异》嘛,今天听你这样一说,我也得回去多修订几次喽。你正好先准备乡试,你考上了,我把书修订完了,咱们再一起切磋一番,岂不快哉?”
听着钱大昕和阮元聊天,杨吉自然不知其中晋书元史为何物。但他可以看出,这个谢墉一直推崇,学问一看就不低的老人,竟然和阮元才认识不到片刻,就成了莫逆之交,自己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他也鼓起勇气,向钱大昕问道:“老先生,您和伯元这……这今天不是刚认识吗?怎么我看起来,倒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样?”
杨吉这样,虽说也有些失礼,但钱大昕正在兴头上,自然对杨吉也很客气,道:“十年好友易得,读书知己难求啊。眼下读书人,大多只知功名利禄,学这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不过为了在场屋之上,随意敷衍一番,取个功名而已。伯元兼通经史,立论恰到好处,这可不是想伪装,就能装出来的,是要有真学问的啊!年轻一辈人,我所识也不少了,但伯元才华,依然是让我大开眼界!”
说话间学署里下人来报,厅里清茶点心,已经齐备。谢墉便带着阮元和钱大昕,一同回厅里去了。只剩下杨吉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或许,他应该相信阮元才对……
阮元、谢墉和钱大昕畅谈了一日,自然是乐在其中,但钱大昕也告诉阮元,若是真想一鼓作气考上举人,最好还是潜心准备几个月,至于史学的事,既然自己已经认识了阮元,那以后什么时候再交流,也都不成问题。阮元谢过钱大昕,便继续准备乡试事宜去了。
平日帮谢墉检校试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其他考生所思所想,阮元原本不忌讳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江南才子又多,看了许多至论佳句,自己写作文章的水平,也更进了一层。这一日眼见一篇卷子写得不错,便带到汪中居处,想和汪中一同品评。
谁知汪中全不在意,道:“伯元觉得好,便自己去看吧,我这几日也有些累了,正好休息。”
阮元道:“容甫兄,眼看还有三个月,秋闱就要开始了。容甫兄多看看他人奇思妙句,不也能有些进益吗?”可话说出口,便有些想反悔,汪中极少瞧得起其他生员,这样说往往会被讽刺一番。
谁知汪中后面一句话,竟大出阮元所料:“谁说我要去考乡试了?”
阮元大惊,但仔细想想,汪中确实没有明说过,也只好答道:“容甫兄,和谢老师一起过来阅卷,不就是为了这一次考举人吗?谢老师指点了我不少呢。”
“伯元你想错了,我并无应举之心。”汪中说得异常坚决。
“可……可是容甫兄,咱们都到这里了,距离江宁府城,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容甫兄为何不去试一试呢?”
“伯元。”汪中语气竟缓和了下来,没了平日那般傲气,反而凝视着阮元,缓缓答道:“你我志向不同。你说你家中连遭变故,这次应举,也是为了家里。这我信你,可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必须要去应举的,若只是在乡间读书治学度日,一个生员功名,足够了。前去应举,便要想着做官了。”
想到这里,对“做官”未免有些轻蔑,道:“可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平日谁都瞧不起,去做官看官老爷脸色,岂不无趣?官老爷看我,只怕也恨不得我早些死了。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才是两全其美。哈哈,县衙里的官老爷,还不如仪征县学里面那些学生有意思呢。”
汪中说着说着,自己也未免有些落寞。毕竟对于读书人而言,功名大小也是面子问题,虽然考了举人也没什么用,可说出去,举人总比生员更受敬重些。
阮元见汪中言辞真挚,知道自己再劝他,也劝不回来,只怕再多说,汪中反而和他翻脸。只好道:“容甫兄,我知道你脾气,我再劝,你也不会听。容甫兄的未来,我也不应该强加干涉。只是……只是考到这一场,便只有我一个人了,大家……大家和我,都越来越远了。”说到这里,想着几个朋友,焦循守孝、汪中弃考、江藩不愿仕官、少年时认识的大虎小虎,也无力再进一步,也总是有些心酸。
“伯元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汪中笑道:“你考上举人,便有其他的举人可与你为友。你考上进士,平日所见的,就是天下间最顶尖的才子了。到时候还会怕没有朋友?只是你涉世未深,还不知这天下有多大罢了。天下之间,你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呢。”
阮元知道,汪中从来瞧不起其他读书人,今天说这样一句,已是二人相识以来,他最谦虚的一句话。不禁笑了出来,道:“容甫兄,为了安慰我,你淮扬第一才子的名号,我看你都快让出去了。”
“谁说我让出去了?”汪中自然不服,但随后想想,又道:“伯元,若你真考上举人,我有个请求,还希望你能答应我。”
阮元道:“容甫兄客气了,只要小弟能做的,小弟一定在所不辞。”
“若是有了新朋友,也别忘了我就好。”汪中笑道。
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乡试,定在了八月,阮元到了江宁,眼看准备已毕,便要入场。只是这一次,阮元的身边已没有了同考的友人。
或许,杨吉也算一个朋友吧。这一年,杨吉可是一直跟着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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