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几人来武汉的第二夜，被他们爸领进三楼会议室才真切感受到城市现代生活的精彩，甚至于这种精彩是许多城市人也没经历过的。
他们竟然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时间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两年！
而且，那是一台单位会议室摆放的大家都能看的彩色大电视！
姐弟几人多年后回忆，那应该是一台日本原装的松下或夏普、东芝之类的名牌电视，17寸或21寸，屏幕当时看来很大。机身很肥厚，侧面似乎比正面的屏幕还要肥大一些，就放在三楼大会议室一进门墙边正中的柜子上。柜子比书桌宽，但搁了电视就显窄。电视机的前面齐柜子，背部挨着墙，电视背下面还有两拳的部分悬在柜子外面。当年看电视的大人们总是提醒这四个小孩，不要在电视机旁边疯逗打闹，说，伢们小心，电视机没搁稳，万一你们弄掉下来摔坏了，你们爹一年的工资都赔不起。
那电视是他们单位“工会”托跑远洋的人从日本直接买回来的，既作为单身员工下班后打发时间的娱乐设施，也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每晚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准时播放，是必看节目。
当年很多人还没听说、也没看过彩色电视机，更何况还是日本进口的大彩电。如同现在的Shelby Supercars、科尼塞克等顶级豪车一般，不是工薪阶层敢想像的。马书乐在爸爸单位宿舍看大彩电时，他才开始复读一年级。他记得要等到读初中后才在同学家看到有国产电视机了。记得最开始流行的是九寸黑白电视机，那是值得炫耀的家电一大件了咧。
姐弟四人有在农村追电影的经历。在当年通讯极不发达肉的乡村，附近某村的打谷场哪一天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总能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年轻人。影片大约是《智取威虎山》或《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八个样板戏拍成的电影看过好几遍，但放电影是年轻人的聚会。即便是一个老故事，但那些大家在幕布下一起大声念出熟悉、有趣的台词，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放电影时，方圆十多里甚至二三十地里的年轻人都会风涌云集。村庄周边的人都早早吃了饭，自带小板凳向那里聚集，抢占好位置。
当年农村也有演连台戏的，但去看的年轻人就少些。锣鼓锁呐吹吹打打，生旦净丑咿咿呀呀，更被上了年纪的人所喜。本地一般演的多是楚剧、汉剧，也会穿插莲花落、花鼓戏等地方曲艺小调。戏多演的是《四下河南》、《铡美案》等传统曲目，不在看故事，对情节老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在于摇头晃脑品味腔调，念唱作打，慢腾腾，凄美而哀伤。年轻人和小孩子们往往喜欢看丑角戏，或者武生的打戏。演员在舞台上闪转腾挪，筋斗翻飞时，台下会哄然叫好，小孩子拍疼了巴掌。
电影散场后，人们打着手电筒或者干脆摸黑回家。一行人打打闹闹，有的会讲鬼故事，或者某人将月光下水面反白的地方当作了路，一脚趟进水里，都是趣事。
老大马书香随幺姑马知芳和爸妈追过几次电影，她会跟弟弟们讲，让三个小弟们艳羡不已。
然而现在，夜夜有不同节目的像电影一样在办公室放映，怎不令人高兴，怎不让姐弟们夜夜期待呢？！
单位的会议室定时晚六点半开门，不耽误单身员工们看晚7点的《新闻联播》，以及之后的天热预报，在家的单身汉们都会准时坐进来。电视从6点半到晚十点准时关机，钥匙和开关机由门房的师傅掌管，当然那时的电视是没有遥控器的，调台需要转动旋扭，卡卡的声音。
马家的四个孩子是夜夜必到的，他们喜欢抢占头排座位。看电视时，他们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即便不是头排，后面来的成年人也乐于让他们去前排坐，以免影响后面的成年人观看和说话。他们往往看到晚上九点半时，爸妈喊他们回去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有时他们的爸妈也一起看。
姐弟几个印象中最精彩的电视节目是看了电视两三年后，他们稍大、更懂事一些时，看的几部外国节目。一部片子叫《大西洋底来的人》，让他们觉得戴蛤蟆镜的外国小哥哥简直帅得不行，而接下来的《加里森敢死队》，让兄弟仨迷上了飞刀绝技和搞笑好玩的偷窃、盗抢。他们第一次知道能偷会抢的坏蛋们也能做正事，做出正义的事。有的电视后来重播过，他们每每看到仍兴奋不已，如同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每年寒暑假必然看到的《西游记》或《还珠格格》一般。
历史没有真相，真相存在于每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和记忆中，却总有一些类似的情节能在时空的流转中重演。
那时国内人们普遍没看过电视，因而不知道看多大的电视需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对眼睛的伤害较小。马家姐弟常坐的会议室首排席位与电视屏仅只一米多的距离，只隔一条人行的通道而已。几年后，马家三个小孩读初中时都陆续戴了近视眼镜，不知与此有多大关系，反正多年后他爹妈都认为当年同事们让孩子近距离看了几年电视对孩子视力不好的影响很大。
几天后正是下月的月初，马知元去居委会领回了一家人过生活的各种票证和两个巴掌大的小本本。一个小本本是《城市人口粮食供应证》，上面写明户主姓名、地址以及家中各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每月粮食定额等，这是各家到居委会领粮票的凭证，在粮油店买米面时有时也要出示。另一个小本是《居民煤炭供应证》，它其实是一张折叠的厚卡纸，正面印的是某市某街居民煤炭供应证的字样，背面就是居民住址、人口数量及煤炭定额数，盖了印章。
马知元是集体户口，原来吃喝在单位里，大多数票证他不太需要。常出差的船员则发全省或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粮票当年是很抢手的，至今上了年纪的武汉人还有一句顺口溜说“你长得俏，像通用粮票”。
回这两个小本本，还有各色花花绿绿的票证，有的做工精细，像邮票一样打了锯齿，方便撕。有的只画了方框，得自己事先用剪刀裁剪好，用橡皮筋一摞摞地捆好，用多少拿多少，这个事正好让孩子们做。
马家终于成了城市人，吃上商品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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